李立峯從《明報》60年談香港社會。(資料圖片)
報道真相固然是不變的目標,但相比起不加思索地強調中立,傳媒可能比以往更需要有替弱勢發聲的準備,更需要有面對權力說真話的勇氣。
1959年5月20日《明報》創刊,圖為創刊號影印本。(資料圖片)
1959年5月20日《明報》創刊,圖為創刊號影印本。(資料圖片)

【明報文章】編按:5月臨近,除了有五四運動100周年,還有明報迎來一甲子的大日子。

大抵每一位明報讀者,都有一個「我與明報」的故事。非常資深的,可以數得出金庸小說或胡菊人專欄,有人甚至記得少年時曾經投稿「一笑會」——能夠把一個專欄名字牢牢記下任由年月風霜也洗不去,只能有一個結論<!–more–:彼此確實有過深厚的一段真情。少時錯過沒關係,日後在社會和江湖總有不能相忘的時刻與機緣。一個帶來深刻反思的訪問,一篇揭露社會陰暗的專題報道,背後是廣大公眾對傳媒監察角色的期許,明報也只有愈加努力去回饋。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挑戰,本版今日起每日刊出來自社會各方的明報友好的祝福、勸勉和鞭策。首先登場的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

《明報》由創刊至今60年,《明報》的歷史,也是一部香港媒體和社會的變化史。

文化評論人兼社會學家吳俊雄說過,多元而有活力兼有底蘊的香港文化之所以能在20世紀末興起,源頭在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因着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以及其後在大陸出現的各種亂象,讓來自中國各地的人才聚集我城。1950年代的香港,沒有富庶的生活、沒有高度現代化的都市面貌,但尋常巷陌風雲際會,有年屆60的葉問傳授武術,有屬同一世代的錢穆開講辦學,有十幾歲的黃霑開始學習音樂和文學,也有正值壯年的查良鏞創立了《明報》。

從「小報」到嚴肅報章

《明報》創刊初期有「小報」的味道,放在那個年代的社會經濟背景中看,是絕對可以理解的。香港的社會學者常言,戰後香港是一個「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系統」。簡單地說,就是殖民地政府不介入社會民生,民眾對政府也沒有什麼要求。在這種兩邊都不太理會對方的狀態下,社會和政治系統之間不太需要什麼媒體扮演中介角色。於是,報章的資訊功能相對上不太重要,反而是其娛樂功能受到了重視。也正是這種社會狀况和媒體形態,推動了報章對副刊的重視和造就了金庸武俠小說的出現。

1970年代,北望神州,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推進,及其後改革開放的開始。在香港,則是經濟高速發展,本土社會和身分認同開始建立,港英政府亦在六七暴動後開始擔當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在這背景下,傳媒的資訊功能及社會討論平台功能也慢慢地變得愈來愈重要,而通過查良鏞執筆的社評以及如「哈公怪論」等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和注視的專欄,《明報》也在這段時期開始成為一份較為嚴肅及在社會事務上具影響力的報章。

客觀中立 站在香港利益立場

懂一點世界各地新聞社會史的人都知道,並不是所有時空中的所有新聞媒體,都同樣地重視客觀中立這些專業理念。新聞的專業化需要其社會條件。1980年代的香港,因為香港前途談判,社會對時事資訊的渴求前所未有地強烈,新聞媒體的重要性更高。同時,從中英談判到過渡期,香港出現了一個二元權力結構,中方和英方對香港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制衡,而香港社會在此夾縫之中,享受到高度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對媒體來說,客觀中立在這獨特時空中獲得了具體的實踐意義:所謂客觀中立,就是站在香港本土利益的立場上,在中英雙方之間保持中立。配合大學教育以及新聞與傳播院系的發展,香港的新聞媒體在整體上走向專業化。在這過程中,《明報》也有領導者的角色。到了回歸前後,《明報》早已成為廣大香港市民心目中最專業和最具公信力的報章之一。

權力結構二元變一元

如上所說,《明報》創刊後頭50年的發展,反映了香港社會發展下媒體的演變。到了剛過去的10多年,香港傳媒和社會又面對着性質很不一樣的挑戰。首先,權力結構由二元變為一元,不少社會及業界人士自然會關注到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狀况,市民對媒體有更多的批評和疑慮,而媒體亦承受着比之前更明顯的壓力。在過去幾年,《明報》自身也曾經成為一些爭議中的主角。同時,政治環境的變化,令社會和民意走向兩極。在這情景下,「客觀中立」一方面更難實踐;另一方面,這些傳統專業理念的具體意義也確實出現變化。報道真相固然是不變的目標,但相比起不加思索地強調中立,傳媒可能比以往更需要有替弱勢發聲的準備,更需要有面對權力說真話的勇氣。

另外,香港傳媒跟世界各地媒體一樣,也面對着數碼化的衝擊。數碼化的衝擊一方面體現在媒體經濟的層面上,部分民眾離開紙媒,但網媒的商業模式又未建立起來,令媒體經營在這一刻面對着不少困難。另一方面,網絡和社交媒體的信息傳播也帶來假新聞氾濫、立場先行、資訊的碎片化、關注度的時間壓縮等現象,新聞媒體如何在嶄新且不斷演變的媒體生態中實踐其社會功能,如何堅守專業之餘又能夠創新,令內容接觸到大眾,也是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應對這些挑戰不是單一媒體機構的責任,但可以肯定的是,若一個媒體機構能夠為業界展現應對這些挑戰的方式,就能建立和確保其領導地位。筆者慶幸的是,自己認識很多很優秀的《明報》新聞工作者。筆者期望《明報》在未來會繼續堅守媒體的社會責任,同時帶領新聞界應對我們身處的時代。

作者簡介: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文.李立峯/編輯.彭月/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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