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鏞創辦《明報》，處理突發新聞也有《明報》特色，就是採訪、影相、寫稿一腳踢，而最堅持是求真精神，震撼如中共二號人物林彪墜機身亡的大新聞，即使有人率先報料，最終因消息無法求證，寧願不刊登。笑稱自己是「80後」（80歲以上）的李廣榮，人稱「花仔」，見證過《明報》突發興盛時期，段段引人入勝的突發新聞，更成為《明報》暢銷賣點。
「花仔」1938年生於香港，之後到內地求學，入讀湖南大學鐵道運輸系，本想做工程師，因緣際會下當上記者，1963年、25歲時入職，是早期《明報》員工，做至2002 年退休。他曾受過軍訓，練過槍、擲過手榴彈，捱過3 年大饑荒，大學沒畢業便回港，加入《明報》「跑突發」。
他回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報》以權威公信力闖出名堂，國家領導人、港督均關注《明報》社評，每早找人翻譯。「《明報》1959年5月20日創辦，59至62年經營較艱苦，全份報紙只有約20人經營，當時報館位於德輔道中大中華餐廳樓上，香港有10多份報紙，報館全都在中環。」花仔說，《明報》發展與中國社會運動及變化息息相關，六七十年代曾被視為「反共報」，但內地高幹卻又每天看，《明報》社評和新聞經常向中共直斥其非，如文化大革命的慘烈、大逃亡的苦况等也如實報道，其他報紙則不太敢言，《明報》因而贏得尊重。
六十年代，許多內地人逃亡到港，後來文革開始，內地消息封閉，港人都希望知道內地的消息，但缺乏資訊，查良鏞於是想出絕橋，叫記者做「火車怪客」，每日坐火車來回上水，在車上聆聽剛從內地回港港人講故事及寫出來，結果報道大受歡迎。
這段期間，《明報》已建立權威，常被外國通訊社、報紙引述，又常有內地人致電來港報料，其中最震撼一次，要數1971年「內地高層」的一通來電。「當時（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叛變逃走，坐飛機被擊落，我已收料寫了千多字，但老細（查良鏞）看完覺得太轟動，我們無法證實真偽，最後也不敢刊登。」事隔約一年，新華社終出稿證實此事。失去一單獨家大新聞，花仔說不會不快，「報道如果出錯，會影響整份報紙」。
「當年許多權威消息由我們爆出來，例如華國鋒任國家主席，全世界（傳媒）都無人知。」他說某夜收到消息後，大家都不知道華國鋒原本是什麼職位，中國版翻查打聽，才知道他曾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那麼昔日火車怪客新聞、其他內地人打長途電話來報料，又如何判斷真假？花仔說，這就要靠自己判斷了。
由火車怪客開始，《明報》廣告量開始冒升。早期《明報》靠武俠小說、娛樂版及簡而清寫的馬經吸引讀者，創刊時以高薪從《晶報》「借」來雷煒坡當採訪主任，組織小型採訪隊，主攻突發新聞，以引人入勝的新聞故事吸引讀者，銷量亦好起來。
「當時做記者一腳踢，自己採訪、返黑房菲林、曬相後，又出去採訪。」他形容《明報》突發是天方夜譚，什麼都要做，一日閒閒地寫幾千字，寫完又去採訪，又無採訪車，什麼都一手一腳，只是不用編版，幸而起初《明報》只出一張紙，人少都能應付。他雖然主打突發，但當年記者「跨beat」是常態，他做過社團、突發、法庭，甚至時裝編輯，去看時裝騷。
暴動護報館 煮滾鉛字粒
六七暴動，因《明報》敢言，成為左派尋仇目標。「《明報》員工齊齊將招牌拆掉，又將鉛（造字粒用）煮滾，打算一旦暴徒闖進，便由樓梯潑下自保。」花仔說因拆了招牌而避過一劫，左派轉而找上《天天日報》報仇。不過，《明報》亦有一次失守。
「左派派人整定一個『電版』，與社評差不多大細……有晚撬起社評就換上去，第二日報紙出街，大家才發現社評被換上『明報機房工人鬥委會』的聲明。」原來機房主管被人以15萬元收買，出賣了報館，《明報》翌日將全部涉事員工解僱。
六七暴動時政治氣氛緊張，查良鏞被左派批為「走狗」，每天有兩名政治部警察「傍住」上班。在外採訪的前線記者同樣「搵命搏」，花仔就常帶着一把童軍刀防身。他憶述採訪暴動時，一邊是警察、一邊是暴徒，記者採訪兩邊走，每次轉往對面均大叫「自己友」，但間中這招亦會失效，「有次在天星碼頭最驚險，（被暴徒追打）要拿起木櫈亂揈逃命」。
花仔採訪過的難忘新聞數之不盡，大逃亡、林村槍戰、林黛自殺、碎屍案等，他說《明報》獨家新聞亦數之不盡，除了贏同行，亦贏得受訪者信任。
要數贏盡全行的新聞，花仔說林黛自殺是其一。「全行都知道林黛自殺，但無法走近她身邊的人，只有《明報》獲得他們（林黛親人）信任，相信《明報》不會作新聞，所以什麼都肯說。」他當時與倪亦舒（即著名作家亦舒）一起採訪，她是《明報》第一名女記者。
亦舒與林黛丈夫龍繩勳同是上海人，龍在妻子死後只接受了《明報》訪問；林黛的媽媽對着花仔，同樣什麼都肯說。許多人也好奇，為何林黛要自殺？花仔認為：「她不是真的想自殺，只是弄假成真。」
亦舒昔日在報館坐在花仔對面，他盛讚對方是才女，為人感性，有時會突然哭起來，打風會叫同事陪她去行海灘，也愛講「男女平等」。
當年報館無冷氣，花仔與同事常到舞廳跳舞歎冷氣，晚上七八點再回公司工作，為方便行動，男同事之間以「飲橙汁」作暗號，卻挑起亦舒的好奇，「你們每晚都這麼衛生，我又飲！」有次他們終讓她同行，她去到才知是舞廳。花仔說，那時的舞廳只是傾偈跳舞，「不是那些」。
警察獨家畀料 「《明報》不收片」
昔日跑突發，一樣靠「聽機」（截聽警方通訊）、市民報料，以及警察「畀料」，而《明報》當年常獲警察提供獨家猛料。原因是什麼？花仔說是因為《明報》記者從來不「收片」（受賄），任何記者收錢會「即炒」。「廉署成立前，記者常『收片』，經過煙仔檔都收兩三蚊。當年過時過節，探長會叫記者到差館攞錢。」當年警察常叫記者為「差佬木蝨」，意指在警察身上吸血，但《明報》記者一直保持廉潔，贏得尊重。「做記者本身不應收錢，作為一個文人更加不應收，要廉潔。」不同流合污，花仔見那些會收片的記者，會避之則吉。「我們當時採訪，你（受訪者）講就講，不講就不講，我們互相尊重，反而這樣差佬就願意講。」《明報》記者聲譽好，獲得探長欣賞，因而經常有人願意「畀料」獨家採訪，更經常快過警方，例如警方拘捕跛豪妻子時，花仔一早「收風」到場，看到對方匿藏一個小房間，非常狼狽，房內只有一張帆布牀。
突發生涯中，花仔從不「買料」，唯獨寶生銀行劫案一次。1974年5月24日，獨行賊在旺角寶生銀行持槍挾持11名職員，與警對峙18小時。「當時一個雜差上來畀料，要求500元報料費。由於新聞事件重大，我們衡量後，付了錢。」
「後來單單搶先報道，例如幾時拉人、幾時起槍，鋒芒畢露，連行家出外採訪，也紛紛跟着《明報》採訪車走。」他說同行競爭激烈，有報紙為贏同行，不惜「作新聞」，終被揭發，損壞名聲。
突發新聞的風光歷史，李廣榮憶述段段精彩，無論大小人物的故事，還是他攀山越嶺在沙頭角採訪中英槍戰子彈橫飛，幕幕歷歷在目。這位81 歲、中氣十足的老突發，深信公信第一，持守記者尊嚴，自然會做到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