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發亮的熒幕上滑過一幅幅照片，挑選、剪裁、再挑選，明報前圖片編輯張景寧20年來孜孜不倦，為每個頭版揀選最恰當的相片，至2018年8月退休後，由郭慶輝接任。看盡無數照片，兩代明報圖片編輯不約而同提到，並非每張新聞圖片均是「如此偉大」，照片能給予讀者思考空間，已盡了攝影記者的職責。張景寧希望大眾能尊重攝記這專業，「我們不是『師傅』、不是『影相佬』，而是稱職的攝影記者」。
明報人都叫張景寧為「景寧」。他憶述，圖片編輯這職位，是他1998年加入明報時，編輯部為他度身訂做開設，而圖片編輯需負責挑選《明報》絕大部分版面的相片。景寧說，以往各版面編輯會自行選擇用哪張圖片，故他剛入職時，不時與編輯意見相左，最難是說服他人接納自己的選擇。
要不負攝記在外辛勞奔走，出盡每張好相，景寧稱有賴眾人的信任。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因包圍港大校委會成員，擾亂秩序罪成，2017年9月21日被判處社會服務令，當日攝記傳回一張馮敬恩孤身面對無數鏡頭的背影相。頭版是否出一張看不到新聞主體樣貌的相，成了當晚編輯室激烈討論的話題。景寧的堅持，最終換來眾人的採納，「我始終相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建立信任，景寧花了整整10年。接任的郭慶輝（阿郭）亦深感圖片編輯的孤獨往往源自對照片的判斷，「可能只有我跟（攝記）同事認為一張相是好的」，能用盡辦法扭轉他人對照片的觀感，便是成功。
「吸睛」取捨
每天要看數以百計的相片，阿郭認為好的新聞圖片講求信息與震撼並重，要以影像說故事，首先要緊記自己是記者，新聞內容應較重要。景寧則認為，一張好的新聞照片固然能夠傳達千言萬語，惟現今社會資訊爆炸，大眾每日看不同的影像早已變得麻木，「一張相令你震撼的時刻愈來愈短」。
景寧說，事實上一張照片能否「吸睛」是可以計算的。他舉例，有些報章常採用三點式女郎的照片作天氣配相，這無疑可以增加「吸睛」率，但他想不到這與所表達的信息有何關係，「我叫同事去影也會有點內疚、有罪惡感」，因此他抗拒採用這些照片。
成為圖片編輯前，阿郭已當了近20年攝影記者，每天要工作10多小時，而景寧為了培養攝記獨立的採攝能力，更不時要求他們寫圖片說明及採訪手記，令攝記的工作更添辛勞。SARS、維園六四晚會、持續逾兩個月的佔領運動，每幀相背後均是同事拼搏的成果。
「做好記者的名字」
縱然已離開崗位，景寧不忘叮囑年輕一代的攝記要時刻保持一顆熾熱的心，拍攝具自己特色的照片，不要隨意迎合他人的喜好。他說攝記從來不是一份優差，既然選擇了入行，便要時刻緊記，「做好記者的名字」。
圖片編輯 郭慶輝：
拍與不拍 一念之仁
在新聞前線奔走20年，由記者會到衝突現場，郭慶輝的身影隨處可見。一張2012年特首選舉參選人唐英年寓所泳池底有玻璃窗的照片，讓他一嘗改寫歷史走向的滋味；但他更難忘的是，在突發事故死難者空洞的住所中，那些喪夫妻子茫然的臉、孩子痛失至親流下的淚。鏡頭背後，按下的是快門，更是沉重的責任。
在大學修讀計算機科學的阿郭，畢業後找了份負責寫程式的政府工，不久後便因工作不夠剌激而辭職。阿郭說，轉行做記者只是機緣巧合，更從未想過當上攝影記者。拿起相機，只因對用影像記錄世界感到「幾得意」。輾轉做過多間報館，1998年獲張景寧邀請加入明報。
使命感驅使做好新聞
由陌生到熟悉，阿郭說已再無離開這行的想法，做記者帶來的使命感、能夠對世界作出些微改變，這些均是其他行業無法給予的。至於留在明報，皆因這裏匯聚了一群有心做好新聞的記者，「如果不考慮薪酬待遇，純粹做新聞，這裏是樂土」。
所謂改變世界，阿郭提到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僭建一事。2012年初，明報偵查組懷疑特首選舉參選人唐英年位於九龍塘約道7號的大宅有僭建，惟一直無法證實。阿郭及偵查組同事曾先後到大宅附近的住宅及幼稚園等天台觀察，但因高度不足，無法看到大宅內部。當大家均感無計可施之際，阿郭靈機一觸，決定租用雙層開篷觀光巴士協助拍攝。
「不想拍攝」的時刻
阿郭說，觀光巴士上層亦只及大宅圍牆的高度，他要再站在鐵梯上拍攝，終拍到泳池底有玻璃窗，確認大宅內「別有洞天」。他們翌日又外借航拍機（當年航拍機非如今天普及）拍攝，以求拍到更佳角度的照片。報道刊登後，唐英年支持度下降，最後於選舉中落敗。阿郭形容他那刻靈光一閃，如同「改變了歷史走向」，事後他曾反思自己是否做了壞事，最終領悟是記者只能如實報道，報道所造成的後果，已非記者所能控制。
一按快門便能改寫歷史，那是每個攝記的夢想。阿郭說，輝煌背後更多是「不想拍攝」的時刻。他仍記得天災或車禍後，無數家庭支離破碎，看着淚流滿臉的遺孀，按與不按快門，從來都是艱難的抉擇，「你知道你影了便有機會出（見報），你不拍下來，公司就沒有機會出」。隨着年紀漸長，阿郭學會跟自己說「那是工作」。有人會說這是冷血，但憑這信念，他克服了對拍攝屍體的恐懼，只是始終學不會坦然面對失去至親的家屬。這掙扎，20年來都在。
前圖片編輯 張景寧：
不服輸撐下去 更重的是責任
香火瀰漫的黃大仙祠，一名老太太手執靈籤求問兒子的前程，解籤師傅打開籤文一看，是為下籤。1998年，張景寧徘徊在是否轉職到明報擔任圖片編輯的關口，其母以籤文力勸，景寧偏不信邪，為圓夢踏入嘉業街。廿載歲月，景寧見證工作的「only」（唯一）及「lonely」（孤獨），能撐下去，是因一次又一次的不服輸。
景寧小學畢業後曾在紡織廠做學徒，半工讀完成中學課程，立志做社工。至於為何會成為記者，他笑言是個「美麗的誤會」，因當時應徵社工失敗，湊巧看到《文匯報》請記者，心想「記者也幫到人，好像很偉大」，於是入了行。那年是1982年，由文字記者做起，景寧漸漸感到影像說故事的效果更好，於是轉當攝記。
當初覺得記者偉大而入行，現實是攝記待遇如同「低等動物」。景寧憶述，當時拍下照片後，往往要千方百計懇求編輯採用，「我覺得很不專業」。有感照片作用被低估，景寧於1980年代末帶着新婚妻子，賣樓往英國進修新聞攝影，希望能成為稱職的圖片編輯。他回港後先後於多間報館擔任圖片編輯，最後為一圓兒時夢想，轉職明報。
「景寧，有無相？」
景寧說，明報與他任職過的其他報館最大的差別，是有一個精力無窮的上司，全天候24小時不停拼搏，讓他倍感壓力。「景寧，有無相？」這是他那段日子最懼怕聽到的問題，為求有足夠的照片，有時只好叫攝記同事多跑兩單採訪，換來的是「明報收買人命」的評價。說到這，景寧不禁苦笑稱「無人體諒我」。
左右做人難，「only」及「lonely」是最真實的寫照，然而更重的是責任。景寧至今仍難忘2008年所刊登的一幅照片，公司因照片惹上官非，事後他一度想辭職到廣州讀書，最終因「不甘心這樣輸了」，才堅持下去。
入行逾30年，上半場拿着鏡頭在採訪前線奔走，下半場在幕後挑選每天見報的照片，與港人一同見證時代變遷。與照片半生結緣，景寧卻指自己「其實並不是很喜歡影相」，他最想做的是向大眾說故事，照片只是一個媒介。
文：黃文雋
圖：鄧宗弘、資料圖片
（明報60周年專輯）